我們?yōu)槭裁磿兄庇X？為什么這些直覺有時候正確，有時候卻錯得離譜？為什么女人的直覺比男人更敏銳更準確？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卻隱藏著我們意識中最大的秘密。

撰文 丨戴維·G·邁爾斯 （David G. Myers）

翻譯 丨周林文

2001年4月的一個早上，在美國明尼蘇達州大沼澤市，衣著整潔、彬彬有禮的16歲少年克里斯多弗·博諾（Christopher Bono）來到杰姬·拉森（Jackie Larsen）面前。他的車拋錨了，需要搭車前往雷鳴灣（Thunder Bay）的朋友家。在交談中，拉森覺得博諾很不對勁。她說：“我是一位母親，我必須像一位母親那樣和你說話，從你的舉止來看你有位很好的母親?！辈┲Z回答說：“我不知道我的母親在哪里?！辈┲Z離開之后，拉森報了警，并建議警察調查他的駕駛執(zhí)照。

2002年7月1日，俄羅斯巴?？死埠娇展荆˙ashkirian Airlines）一架噴氣機飛行在瑞士領空，機上的防相撞系統(tǒng)指示飛行員讓飛機爬升，以避開迎面而來的DHL貨運飛機。幾乎同時，由于指揮空中交通的計算機系統(tǒng)出現故障，一名瑞士航空指揮員只能進行人工指揮：讓俄羅斯飛機下降。俄羅斯飛行員不理會軟件系統(tǒng)的指示，飛機開始下降。

拉森的直覺具有預見性。警察通過駕駛執(zhí)照確認了博諾母親的身份，并找到了她的公寓，在那里的浴缸里，他們發(fā)現了她遍體鱗傷的尸體——隨后，博諾被控一級謀殺。那個飛行員的直覺卻導致了一場悲?。簝杉茱w機相撞， 71人喪生。

看過這樣的故事，我們不禁要問：直覺在什么時候管用，什么時候又會帶來危險？又是什么造成了其中的區(qū)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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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覺是什么？

讓我們想想由現代認知科學所揭示的這種雙軌道思維（two-track mind）。2002年，心理學家丹尼爾·坎曼（Daniel Kahneman）在諾貝爾獎獲獎感言中指出，軌道（系統(tǒng)）1——我們幕后的、直覺的思維——是迅速、自主、便捷、聯想性的、隱含的（無法通過內省來察覺）并常常富含感情。軌道2——我們熟悉的、有意識的（外顯性）思維——是有意的、按一定順序和邏輯的，并需要通過努力來使用。

有兩個現象被認為左右了軌道1的信息處理過程?？猜退髞淼暮献髡甙⒛埂ぬ鼐S斯基（Amos Tversky）——兩位探索人類心靈的麥哲倫，提出了其中一種現象對直覺的影響。他們的理論認為人類進化出了思維捷徑，稱為啟發(fā)式策略（heuristics），它讓人們可以作出有效而迅速的判斷。“快速而節(jié)儉”的啟發(fā)式策略就像是感性的暗示，通常很有幫助，但有時卻會引起幻覺或錯覺。我們在直覺上假定，模糊的物體比清晰的物體離我們更遠，通常事實的確如此。但在一個霧蒙蒙的早晨，迎面而來的車輛會比看上去離我們更近。

在與友善的實驗員交流后，人們更偏愛與她相像的人（人物A）。

而如果該實驗員不友好，那么人們會避開人物A。我們的直覺受到的另一種影響，來自通過學習獲得的聯想，它會自動以感覺的形式顯現出來，指導我們的判斷。我們的生活經歷也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作為行動的參考。所以如果一個陌生人看起來像一個曾經傷害過或威脅過我們的人，我們可能會有所警覺，但并不用在意識中重現此前的那種經歷。1985年，美國圖爾薩大學的心理學家鮑威爾·列維奇（Pawel Lewicki）做的一次實驗中，對于兩張照片中的女士哪個更顯得友好，選擇每張照片的學生人數相同。而另一組學生中，因為此前曾經和一名熱情、和善且長相酷似照片A的實驗人員打過交道，選擇這張熟悉面孔的人數是選擇另一張的人數的6倍。在接下來的實驗中，這名實驗員對一半的學生不友好。當這些學生對照片作出選擇時，他們幾乎都避開了照片A。

直覺的力量

我們的外顯和內隱思維之間存在相互作用。我們有意識地交流時，一串串話語會脫口而出。我們知道咬字清晰地說“pad” （墊子）而不是“bad” （壞的），或者說“一個大紅車棚”而不是“一個紅大車棚”，盡管我們并不是有意識這樣做。對于自動性的信息處理 （automatic processing）、閾下啟動（subliminal priming）、內隱記憶（implicit memory）和即時性情緒（instant emotions）的研究揭開了直覺能力的面紗。

盲視（blindsight）：

關于我們雙軌道思維的最好例子來自對一位名叫D.F.（名字首字母縮寫）的患者研究，這是一名由一氧化碳引起腦損傷的婦女，她無法辨認物體。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的心理學家梅爾文·古德爾（Melvyn Goodale）和英國杜翰大學的戴維·米爾納（David Milner）發(fā)現，從機能上來說，D.F.只是部分失明。當被要求把明信片塞進郵箱橫著或豎著的狹縫時，她可以憑著直覺準確無誤地做到；盡管不能說出面前的物體有多寬，她可以將手指張開合適的距離來抓住物體。古德爾和米爾納說，多虧有了“看不見的視覺”，她行動起來似乎有“神靈附體”一樣。

我們通常認為，是視覺系統(tǒng)控制著我們由視覺引導的行動。實際上，視覺包含兩個系統(tǒng)，它們在腦中有各自的中樞。正如古德爾和米爾納所認為的，“視覺感知系統(tǒng)”讓我們能夠“創(chuàng)造出用于思考這個世界的精神素材”——也就是辨認物體和計劃行動。“視覺行動系統(tǒng)”每時每刻都在指導我們的行動。在一些特殊情況下，這兩個系統(tǒng)會互相沖突。在“面孔凹陷錯覺” （hollow face illusion，一張凹陷的臉孔會顯得突出）中，我們有意識地覺察到一張突出的臉孔。而與此同時，當被要求擦去臉孔上的污物時，我們的手會毫不猶豫地伸到面具里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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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解讀（Reading "thin slices"）：

從20個世紀90年代開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家納里尼·安巴蒂（Nalini Ambady）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的心理學家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Rosenthal）的著名研究顯示，我們常常在一眨眼間就形成了對一個人正面或負面的看法；受試者在觀看了三段教授教學的錄像片斷（每段兩秒鐘）之后給教授打分，而從這些分數可以預知期末時學生們給教授打的分數；研究人員還發(fā)現通常只要短短6秒鐘，就可以領略到一個人的精力和熱情了。

巴奇在從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的一系列研究中發(fā)現，即便是轉瞬之間也能夠讓人獲得信息。當他在1/12秒內展示一幅面孔或物體的圖片時，人們即時對這些圖片作出了評估?！拔覀儼l(fā)現，人們可以在1/4秒內判定一個東西是好還是壞。”巴奇說。因為有一條從眼睛直達大腦情感快速反應控制中樞的神經通路，它繞過了大腦用于思考的部位——大腦皮層，所以我們在開始理性分析之前就已經有了情感體驗了。

有些科學家假設這種即時的情感體驗有一些生物學意義。當我們的祖先遇見陌生人時，那些能夠迅速準確辨認出憤怒、悲傷、恐懼和快樂的人更可能生存下來，并留下后代。根據美國東北大學的朱迪思·霍爾（Judith Hall）對125項研究進行的分析，通常認為女性會比男性更迅速地察覺到別人的情緒，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放映了一段兩秒鐘的、關于一個生氣婦女的無聲錄像之后，女性會比男性更準確地由直覺知道她是在談離婚的事情，而不是在責備某人。女性同樣比男性更善于識破謊言和分辨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是真心相愛還是逢場作戲。

我們在意識上會產生錯覺，把面具的反面當成正面。然而他們的手“知道”意識所不知道的——伸進面具里除去上面的斑點。

直覺性技能（Intuitive expertise）：

如果經驗為直覺提供了信息，一旦我們學會把提示信息和特殊的情感相聯系，許多判斷就會變得自然而然。駕車是需要集中精力的，但通過實踐之后就會變成第二本能。當心里想著其他事情的時候，手腳似乎靠著直覺在駕車。

對于后天學習的職業(yè)技能的研究，顯示了相似的自動性（acquired automaticity）。有經驗的汽車機械師和醫(yī)生常常在匆匆打量和傾聽之后就知道問題出在哪里，而不用按部就班地檢查；只要瞥一眼棋盤，大師（他們能記住50,000種棋局）就可以持續(xù)地下出快棋；老練的日本雞配種員可以在1小時之內區(qū)分出1,000只剛剛孵化的、看似毫無差別的小雞的性別，準確性近乎100%。但所有這些是怎樣做到的，專家都很難解釋。諾貝爾獎獲得者，心理學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說：“直覺恰恰就是識別?！?/p>

直覺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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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活中，我們學到了能讓我們迅速快捷地作出判斷和行動的直覺性技能。不過在心理科學領域中，聰明人因相信直覺而犯錯的例子隨處可見，有時甚至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當我們的經驗來自于非典型的事例，或者一種輕率且令人不快的啟發(fā)式策略，而且它會把我們帶向歧途時，我們就會犯這種錯誤。當看到一支籃球隊擊潰弱小的對手時，我們可能認為這支球隊是不可戰(zhàn)勝的，而當他們被強大的對手蹂躪時，我們會大跌眼鏡。

直覺性恐懼（Intuitive fears）：

有一點是毫無疑問的：我們經常弄錯害怕的對象。由于9·11的景象在腦海里揮之不去，許多美國人對于飛行表現出過高的焦慮。但我們的恐懼與現實不相符。美國國家安全局報道說，從2001年到2003年，按每英里計算，美國人死在客車上的危險是在商務航班上的37倍。對于大多數航空乘客來說，旅途中最大的危險來自開車去機場和離開機場的路上。

圖片來源：pixabay

在2001年底的一篇論文中，我曾經計算過如果美國人減少20%的飛行次數，并把這減少的飛行里程中的一半用于駕車，那么在下一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數會增加800人。在隨后的文章里，柏林馬克斯·普朗克人類發(fā)展研究所的心理學家格爾德·吉格倫澤（Gerd Gigerenzer）確證，在9·11事件發(fā)生后的3個月里，死于交通事故的美國人比往年同期多出353名。

為什么我們如此經常地弄錯害怕的對象？為什么這么多吸煙者（他們的習慣讓他們平均縮短大約5年的壽命）擔心飛行（平均只會縮短人們一天的壽命）？為什么我們更害怕的是暴力犯罪而不是肥胖和動脈栓塞？為什么大多數婦女更懼怕的是乳腺癌而不是更加致命的心臟病？為什么我們更懼怕的是悲劇性的、卻很少發(fā)生的恐怖活動，而不是在未來無處不在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全球氣候變化？簡言之，為什么我們對小概率的事情坐立不安，而忽略更可能發(fā)生的事情？

心理科學確認了4種導致我們形成危機直覺的因素：

* 我們祖先的生活史告訴我們應該懼怕哪些東西。我們帶著大腦中古老的記憶生活在一個嶄新的世界里，我們會懼怕禁閉和高處，害怕蛇和蜘蛛，害怕我們部落之外的人。

* 我們害怕自己不能控制的東西。我們坐在自己的車里，會覺得控制住了局面，而坐在飛機上的17B號座位上時卻不然。

* 我們懼怕直接的、迫在眉睫的威脅。吸煙的致命性和海平面上升以及惡劣氣候的威脅是很遙遠的。而飛機起飛卻近在眼前。

* 我們害怕在記憶中不斷出現的威脅。如果一枚地對空導彈擊落了一架美國客機，由于可獲取啟發(fā)式策略，這個事件對航空工業(yè)將是沉重打擊?？紤]到要理解這種事情發(fā)生在我們的航班上是小概率事件有多么困難，概率說服不了我們。直覺性恐懼會左右我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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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這些原因，我們低估了那些能緩慢地奪走我們生命的威脅（吸煙每年悄無聲息地奪走了40萬美國人的生命），而對有大規(guī)模殺傷力的東西關注過多。通過把我們的直覺性恐懼與事實相對照，留意一下人們實際上是怎么死的，我們就可以為未來最大的危險做好準備，并解除恐怖分子最重要的武器——被夸大的恐怖。

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2007年年會上發(fā)布了一項實驗結果，美國俄勒岡大學的認知心理學家保羅·斯洛維奇（Paul Slovic）觀察到兩個并存的傾向性，即人們對于種族清洗的眾多受害者沒有給予足夠的關心，而對于被充分報道的個別受害者卻表現出更多的道德關懷。在與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行為心理學家黛博拉·斯摩爾（Deborah Small）和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喬治·洛文斯坦（George Loewenstein）的合作中，斯洛維奇還發(fā)現人們更愿意捐款給某一個挨餓的非洲孩子，而不是捐給同樣挨餓的許多其他孩子。而且當孩子的相片配上一個統(tǒng)計概要，說明在其他非洲國家還有上百萬像她一樣需要幫助的孩子時，捐款數急劇下降了。“捐款數受到人們對年輕受害者同情心的影響，”斯洛維奇指出，“一個文明人的標志是能夠讀懂一行數字并為之動容?！彪m然上述說法可能是真的，但邏輯性的軌道2系統(tǒng)被富含情感的軌道1系統(tǒng)壓倒了。

直覺——這種迅速的、自動性的、非理性的思維和情感——從我們的經驗里收獲果實并指導我們的生活。直覺功能強大，常常很明智，但有時會帶來危險，尤其是當我們太注重感覺而疏忽了思考的時候。今天的認知科學讓我們更加贊賞直覺的能力，但同時也提醒我們把它與現實相對照。充滿智慧和批判性的思維常常始于我們傾聽來自自己廣闊的內心深處的低語，在我們細心求證，驗證結論和規(guī)劃未來時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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